三、与民间文物的“战场”情缘
他选择市场理所当然，因为他经历过一段战场般的惊心动魄，他与民间文物犹如战友，犹如战火中生死与共的兄弟。
孙学海（前排中）在洛杉矶盖蒂博物馆观看圆明园版画资料
没有战火胜似战火纷飞，没有硝烟胜似硝烟弥漫，当年他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风险抢救民间文物，风险系数绝不亚于白色恐怖时期的敌后英雄。这是笔者梳理孙学海文革中抢救民间文物事迹后的由衷感叹。
文革开始，抄家风起，多少民间文物在破四旧的呐喊声中被抄被烧被毁，多少民间文物被恐慌笼罩着的所有者在漆黑的夜里偷偷地丢进了什刹海和遍布全国各地的江河湖海。
周恩来总理无力阻止这场打着革命旗号的文物浩劫，但决意周旋减少这场文物浩劫的损失，指示北京成立了一个抢救文物的五人小组，名曰“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孙学海就是这个小组的主要业务成员。
那时候的孙学海四十一岁，正是青春热血旺盛燃烧的时期，凭着多年来养成的对文物的爱，骑着一辆组织上配备的自行车，反复奔跑在去往造纸厂、炼铜厂和废品收购站的路上，反复检视即将投进熊熊炉火的一座又一座山一样的书画堆、金银铜器堆和五颜六色的废品堆。
使我至今仍然吃惊仍然感叹仍然佩服的是：这样的单车跋涉，这样的“群山”攀登，他们竟然连续坚持了十年三千六百五十个日日夜夜，而且是一天都没休息，甚至是每年春节的大年初一。
吃惊是因为现在的人们已经绝难做到了。
感叹是因为他们是逆水行舟，当时的主旋律是破四旧。
佩服是因为他们的自觉性，没有具体指标，也不可能有具体指标，完全是凭他们的自觉。
具体到孙学海，现在想来就是一种民间文物的自觉。
再看看他们的抢救成果，不但会让今天的人们仍然瞠目结舌，而且也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孙学海民间文物自觉命题的理解和诠释。
图书字画300余吨！
铜器114吨！
——这些都是在即将被处理被融化被粉身碎骨的革命烈火中抢救下来的。
文物字画400万件套！
图书300万册！
——这些都是从查抄大库和街道库房的书山画海中挑选出来的。
面对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惊叹号，尤其是其中那些可以划为一级二级三级文物的惊叹号，动笔写这篇文字之前，我曾不止一次地沉浸在不眠之夜激情滚滚的思考中不能自拔。
苏东坡的松石图、北宋的放牧图、明版的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宋拓汉石经、后来被文革风云人物刻上“生不同衾死同穴”的稀世名砚、乾隆御用珐琅彩金表、翡翠荷叶青蛙洗、乾隆御用三羊玉佩、明吴天章造墨、傅抱石的丈二山水画、赵孟頫书法手卷、徐悲鸿奔马画轴、宋版书《十三经》、释迦牟尼8岁时的等身上半身铜佛及造像、铜斑簋···
等等。等等。不过是我挂一漏万的事后追记。
没有长期民间文物收购实践所练就的眼力，这些宝贝文物能从浩瀚无垠的废品堆里被挑拣出来吗？
过眼过手了那么多吨那么多件民间文物的孙学海，鉴定民间文物的眼力能不更上一层楼吗？
正是这十年抢救民间文物的经历，把孙学海民间文物的自觉，推到了一个令其他民间文物专家望尘莫及的高度。
自觉来源于情结，孙学海与民间文物血乳交融的情结，由于参与和主导了文革十年抢救民间文物的壮举，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孙学海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出席座谈会
还有一个更能反映和体现孙学海民间文物情结的例子，他叙述时的不紧不慢，听起来却让人惊心动魄。
一个小本子，记录下了47275件珍贵文物。
都是被当时不可一世的文革领导人以“借”为名，从被抢救的文物中拿走的。
这些记录，又恰恰是前一任军代表因执意坚持收费、记录被调回部队，新上任的军代表明确宣布不准继续收费、记录的情况下，孙学海暗地里坚持偷偷记录下来的。
粉碎四人帮后，大人物被判刑，小本子上的47275件文物被按图索骥悉数追回。
这个例子，既能够彰显孙学海保护民间文物的勇气和智慧，也进一步加深了孙学海的民间文物情结，提高了孙学海鉴定民间文物的眼力。
因为记录，他得把被“借”走的民间文物一件一件了解和研究清楚。
为了不让首长和秘书看出端倪，他得以给领导讲解为名，先把要记录的内容用嘴说出来用脑子记下来，等首长和秘书走后再转记到小本子上。
听孙学海讲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分明又看到了一个以前在小说中经常看到的地下战线斗争的英雄。
写到此处，突然想起了，孙学海和被调回部队的军代表定下记录和收费规定第一次勉强落实，“借”文物的首长秘书不情愿地掏了钱签了字，愤愤不平的走了之后，军代表非常感慨动情的那句话：
“就像守住了一次阵地！”
阵地啊阵地，枪弹呼啸的阵地，硝烟弥漫的阵地，随时都有战友倒下的阵地，随时都可能被子弹击中的阵地。
这就是孙学海在没有枪弹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终生难忘的与民间文物的战场情结。
笔者与孙学海（右二）在洛杉矶出席《中国文物与中华文化对国际的影响研讨会》并接受采访
四、第一个服务市场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
他选择市场势在必然，因为他早已自知踩上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底线，选择是早晚的事。
资料显示：孙学海进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是1985年，我判断是因为他在文革中抢救民间文物的赫赫战功和他对这些抢救出来的民间文物的鉴定阅历与鉴定水平相关。第二年他又被调到国家文物局打私办公室，估计也和他的抢救成果和鉴定水平有关。
头一次见到孙学海，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春的一天，在北京古玩城的前身——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正对大门的那排西房的瓦石山房古玩店里。
那时候的市场，业内人士还俗称沙板庄，那时候的市场，还带有明显的农贸市场痕迹。
迎面两栋坐西朝东的砖瓦建筑古玩店，是在原有农副产品库房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
两栋高大的坐西朝东的砖瓦建筑古玩店的中间，还有两排相对低矮狭小的古玩店，是用当时流行在农贸市场的铁皮房重新排列组成的。
市场大门与迎面能够看到的那排砖瓦建筑古玩店之间是一片空旷的广场，有砖铺的甬道，也有长着杂草的绿地。
广场北侧是一排尖顶样式的有点儿丹麦风格的古玩店，广场南侧是一排和普通砖瓦房没什么两样的建筑，有古玩店也有办公室。
瓦石山房古玩店就在那排面对市场大门坐西朝东砖瓦建筑古玩店由北往南数的第二间。
那时候我刚来古玩市场没多久，对文物界的业务内幕还知之不多，对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还有一种高精深的崇拜感与仰视感。
瓦石山房古玩店所在的那排建筑台阶很高，我走上高高的台阶踏进古玩店店门的时候，老板靳立成正在与一位头发灰白的长者交谈着摆在玻璃柜台上的几件古玩，长者边交谈边把一枚枚白底篮圈蓝字红字图邮票一样的标识，贴在古玩的部或其他位置上。
见他贴得那么仔细那么小心认真，我没马上招呼打搅他们，站在进门的地方不出声，默默地观察等待。
靳立成很快发现了我，便放下手里的古玩，引我和那位长者相互作了介绍。
听说眼前这位名叫孙学海的长者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不禁惊讶万分，而且肃然起敬。
孙学海向我介绍说他手里这枚白底蓝圈蓝字红图的标识是“京文检”，是他们发明创意的文物市场管理的一种手段。
囿于现行的文物保护法，现在的古玩市场还不能直接叫古玩市场或者文物市场，只能迂回变通称为艺术品旧货市场，艺术品旧货里有文物，所以文物局进驻市场进行文物监管，对能够经营的民间文物贴上“京文检”标签，商户就可以正常上市交易了。
“京文检”标识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防止重复使用，表面有一种薄薄的瓷釉一样的涂料，揭下来立刻就碎裂不整了，就不能重复使用了，设计时借鉴了文物局在文物流通领域打火漆的功能原理。
聆听着孙学海一板一眼耐心细致温文尔雅的介绍，在我心中起初萌生的惊讶万分肃然起敬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深深的感念。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应该是国家文物鉴定机构的象牙塔顶尖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就是这个顶尖机构里的珍珠。
这样高的机构这么顶级的专家，能够进到这样一个政策还不明朗，还有争议，还只能变通称为旧货市场的萌芽状态的民间文物市场里来，还这么仔细这么认真这么默默无闻的做着这么细小这么微不足道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工作，在当时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太让我这个刚刚步入民间文物市场的负责人兴奋感动了。这样一个文物鉴定领域里的大人物，都这么支持我们市场，都这么勤勤恳恳来市场服务，民间文物市场开放的古玩梦的实现，不就是早晚的事情嘛。
后来知道，孙学海是刚刚从国家文物局打私办退下来，就立即参与到了北京文物市场开放的管理工作中来的，是第一个为民间文物和民间文物市场服务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